来源:东方早报

编辑: 张美英

作家阿乙,北岛称他为“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”。

阿乙的首部长篇小说《下面,我该干些什么》于今年2月出版,是根据真实的“无理由杀人案”进行的一场演练。作家阿乙在这本书前言中说,他的这篇小说取材于一则简短报道:一个年轻人杀死同学,没人能找到他的动机。于是,阿乙就给他“找到了”一个动机,并写成了这部小说。

小说以第一人称自述,讲述了一个19岁少年在高考前夕杀死了美丽、优秀,同时身世可怜的女同学——一个常人心目中的完美宝贝,以此来刺激警察更有力的追捕。他的目标明确,追捕只是一场游戏。他的杀人动机一直困扰着警察、检察官、法官、专家、学者、记者,甚至同在看守所的狱友。他既不为性侵犯,也不为劫财、不为仇恨,更不是为逃避高考压力,他的行为呈现出一种无由的状态,这样的无由,是对传统、体制和人性的挑战。直到二审,迫于受害人母亲的压力,他才交代的作案理由:只是为了寻找无意义的充实感,躲开和时间的独处。他的陈述让所有审判现场的人哑口无言,检察官最终发出颤栗的狂叫,要对他立即执行死刑,以防成为社会的流毒。

阿乙今年36岁,本名艾国柱,江西瑞昌人,曾做过警察、编辑等工作,担任过《天南》文学双月刊的执行主编,现为一家图书出版公司的文学主编。四年前,阿乙正式开始小说创作,出版了短篇小说集《灰故事》和《鸟,看见我了》等,先后在《今天》、《人民文学》等刊物发表作品。

因为作品的广受关注,阿乙2010年获得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等。北岛称他为“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”。

和之前的作品不同,阿乙的新作《下面,我该干些什么》不再把目光放在熟悉的小镇生活和里面生活着的人,而是“采用依靠想像力和剧作原则的方式去继续写人生的意义”。“我喜欢小说里的原始人,他们也是没有意义,就是本能而悲怆地活着,有一天死了。”阿乙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。

“我容易被好作品打击”

东方早报:你在本书前言中提过,这本书写得很苦,苦在哪里?

阿乙:我以后可能不再写前言后记,因为那里面充满了我自己的诉苦,而诉苦让人软弱,谁没有一点苦处。当时觉得苦是因为始终没有办法痛快地去写作,都是在上完五天班后的周末写,周六负责读前面已经写过的,周日负责接着写,然后再等待下一个周末。每个周六,我都像懊恼的医生,要去接上周留下的、已经断裂的文章的毛细血管,非常痛苦。我计划写的东西越长,就越会将自己拖入一场文字的战争。

另外,还有很多应酬会将你向生活的泥潭拖去,我将在未来两年内把自己赎出来,我会供养自己更多时间写作。

东方早报:你的人生有几个转折点,比如不当警察去当公务员、从公务员职位辞职去郑州当体育编辑,然后当文学编辑。你在一步一步远离那些让你恐惧的、一眼看得到尽头的生活,但是这些人和事还是成为了你作品中的主要创作源泉。怎么看待之前和现在的生活?迅速成名对你影响大吗?

阿乙: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成名。我现在在讲座出现时,仍觉得台下的人可能比我强很多。我还是很自卑。我没有受过系统的文学训练,也没有写过让自己骄傲得可以马上去死的作品,我每前走一步,便觉得自己成为大师的可能性在进一步降低。

我现在的写作有时候纯粹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无能,但是有一天我意识到,我所显示的谦卑,并不是对在座的你们,而是对我所读过的书。我容易被一些好的作品打击,比如我最近读了威廉·福克纳(美国作家)《喧嚣与骚动》里的一段,我自己手头的小说就没法写下去,怎么写都觉得自己是个蠢货。

我的生活充满焦躁。我不当警察是因为我喜欢体育,我不当体育编辑是因为我不再喜欢做体育新闻,我对不喜欢的事物就会选择摆脱,否则就会感觉被绑架,感觉不自由。自由是最重要的,自由是痛快地做想做的事情。

东方早报: 你说之前在小城镇的经历已经被挖空,现在找到了一种新的建构在虚构经验上的写作方式。书中对生命本质的追问,看完觉得很荒凉,你认为这就是人性的全部吗?人终其一生追求意义和价值在你看来是否很可笑?

阿乙:我现在的想法又变回去了一点。我觉得过去的经历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写空了,我试图摆脱这种窘境,比如采用依靠想像力和剧作原则的方式去继续写,但我发现这样会更危险,我会失去自己的根底。我后来发现,我心目中的牛小说家其实都有着自己的根,比如弗兰纳里·奥康纳(当代美国南方女作家)和威廉·福克纳。

我在过去的写作中偶尔有过一些小镇、县城的意识,但这个意识不是自觉的,他们活在我心里,被草率地用故事的方式讲出去了。我准备重新思考这个问题,可能未来会更去关注这喑哑的一群,我觉得他们到死都是喑哑的,张着嘴想说什么,却什么也没说。

我没有能力去写城市的小说,我的小说只要一牵扯到城市就开始失败。我真不是这里的人,虽然我在城市活了10年。我对很多的意义有排异,我喜欢小说里的原始人,他们也是没有意义,就是本能而悲怆地活着,有一天死了。

“我是一个修改狂”

东方早报:你曾计划自己40岁时,会给自己的文章多加些轻松、快乐、有趣和温馨的情节,是否意味着之后的写作就会改变创作风格?

阿乙:所有的计划都存在着不可能性。只是某一时刻我觉得这样不行了,得走另一条路。现在我又觉得这个也得考虑,我很多变。多变是因为自己不放心自己,总觉得自己不妥。我到现在看自己的作品,基本都是不妥。有一些人会看到我好的方面,但是我自己看到的都是缺憾。有一些表扬我听起来很麻木,是因为我知道我在哪个地方存在着缺陷。我可能有这方面的强迫症,总是觉得自己的作品不妥。我是个修改狂,有时候越修改越差,但是不修改,我就觉得原来的样子一定很差。

东方早报:你曾提到你受加缪的作品影响很深,比如《局外人》,有人认为,你从加缪出发,能直面人生的无意义是勇敢的,但是止步于此却是不负责任的。为什么不去寻找抵抗的方式?

阿乙:如果我写了抵抗的方式,他们又会说,为什么你走加缪的老路。实际上写作就是写作。如果批评者知道加缪也会写《卡里古拉》这样的剧本,就不会说很多,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意见让我开始警惕自己。我写这部作品的时候,写小说的居心少了,写概念的居心多了,这真不是一件好事情。我发现我有这种坏的冲动,就是要写出一个什么概念。如果总是这样写,真操蛋。我自己也知道,我不是什么概念的囚徒,也不是什么理论或潮流的旗手,我为什么按捺不住要做这些事情?我不喜欢那些一窝蜂去写下岗工人、底层劳工的作品,但是我自己写这个所谓的找寻人生意义,就有意义么?

东方早报:书里的很多人,他们之间缺乏温暖,好像日本恐怖片,世界真的是这样吗?北岛认为你对写作和生命充满忠实和热情,你怎么理解“热情和忠诚”?

阿乙:我的热情和忠诚,我自己也会承认,这没必要自嘲或者自谦。我知道我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出名、拿钱、泡美女,也不是为了吃好的喝好的。这些东西到来时我当然也不会反对,但是不会沉浸进去。

我缺乏生趣,很多生活里的事情我不想参与。我保持得最持久的爱好,除了写作外还有打牌和踢球,因为它们够刺激,能够在我压力很大的时候一时忘我。我知道有一个规则:一个写作者之所以是写作者,不是他参加了多少活动拿了多少奖,而在于他写了多少作品写了什么作品。我有时候即使是在接受采访也会很游离。(记者 钱恋水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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